本报告旨在深入分析美国在2025年5月12日前后与中国的关税谈判中，为何采取了暂停部分关税的行动，特别是聚焦于美国国内压力和供应链考量这两大核心驱动因素。按照每个用户提供的研究学习材料，此次谈判发生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正值美国政府推行强硬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全球贸易格局面临重塑的关键时期。理解此次“退让”（更准确地说是“暂停”）背后的原因，对于评估未来美中贸易关系走向及全球经济前景至关重要。

  根据研究学习材料，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预计将延续并强化其标志性的“美国优先”原则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其核心目标是降低贸易逆差、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并试图重塑甚至颠覆现有的全球贸易体系。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提出激进的关税承诺，包括对所有外国商品征收10%-20%的普遍关税，以及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60%，甚至在极端情况下高达150%-200%的惩罚性关税。这些承诺反映了他将关税作为核心政策工具的决心。

  在2025年上半年，特朗普政府确实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关税行动，印证了其强硬立场：

  自2025年3月4日起，所有中国大陆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20%；自2025年4月11日起，对中国商品的关税进一步提升至145%。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启动“对等关税”政策，自4月5日起向全球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10%的进口关税，4月9日起向60个国家增加额外关税。该政策将贸易赤字视为有害，并试图通过关税消除它，尽管有经济学家批评其公式和目标过于简单化且不合逻辑，媒体也认为这本质上是单边保护性关税。

  22025年2月1日，宣布对所有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商品征收25%关税，能源资源则需缴纳10%关税。尽管后来无限期豁免了所有符合USMCA的商品，但最初的行动显示了其广泛施压的意图。

  自3月12日起，对全球钢铁和铝产品课征25%的关税。自4月3日起，所有进口到美国汽车征收25%的关税，汽车零部件预计也会同步征收。

  自2025年5月2日起，正式结束了对来自中国制造商品的最低免税额（de minimis）政策，对跨境电子商务产生显著影响。

  研究材料还指出，特朗普政府内部的贸易政策制定存在博弈。财政部长贝森特（Bessent）被认为是“理性的声音”，在与日、韩等国进行贸易谈判中扮演更核心角色，而贸易顾问纳瓦罗（Navarro）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Lighthizer）的角色则被边缘化。这种内部权力动态可能会影响政策的最终走向。

  一些分析将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与1930年代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相提并论，后者被认为是加剧大萧条的因素之一。16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名警告，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可能重新引发通货膨胀并损害全球经济。高盛预测，在加征一定的关税后，中国2025年GDP增速为4.0%，美国为0.5%，显示出对美国经济的悲观预期。

  正是在上述强硬的关税政策背景下，2025年5月12日，美国和中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贸易谈判，并发布联合声明，宣布暂停实施对彼此加征的24%关税，为期90天。

  美国修改2025年4月2日第14257号行政令，暂停对中国商品（包括香港和澳门商品）加征的24%关税，但保留剩余10%的关税。同时，取消根据2025年4月8日第14259号和2025年4月9日第14266号行政令对这些商品加征的关税。

  中国相应修改税委会公告2025年第4号，暂停对美国商品加征的24%关税，但保留剩余10%的关税，并取消根据税委会公告2025年第5号和第6号对这些商品加征的关税。中国还将暂停或取消自2025年4月2日起针对美国的非关税反制措施。

  双方将建立机制，继续就经贸关系进行协商，中方代表是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美方代表是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

  此次协议被视为双方贸易战的缓和，为后续谈判提供了时间窗口。金融市场对此反应积极，美元指数上涨，金价回调，油价上涨。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暂停并非全面取消关税，而是暂停了部分（24%）关税，并保留了另一部分（10%）。这发生在特朗普政府近期大幅度提高对华关税（例如提高至145%）之后，因此，与其说是“立即退让”，不如说是针对近期激进措施的“有限暂停”或“策略性调整”。

  此次关税暂停行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美国国内日渐增长的经济压力和来自各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

  其中，$C$为消费，$I$为投资，$G$为政府支出，$X$为出口，$M$为进口。当$M$大幅度的增加且超过$X$时，净出口$(X-M)$为负，且负值越大，对GDP的拖累越大。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5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说，一季度GDP下降可能与企业在新关税政策实施前提前进口有关。美联储的声明中增加了对“失业率上升和通胀加剧的风险有所增加”的担忧。鲍威尔还提到，花了钱的人关税带来的冲击感到担忧，担心价格可能上升，尽管这种冲击尚未完全体现在经济数据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关税问题将美国2025年的通胀预期上调至3%，较1月份的预期高出整整1个百分点。该机构还下调了美国经济稳步的增长预期，并上调了美国今年将陷入衰退的预期。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90%以上的关税成本将转嫁至美国企业和消费的人，可能推高个人消费支出价格（PCE）2.1%，拖累实际GDP增速1个百分点。这直接引发美国消费者物价上涨，损害消费者利益。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估计，在已征收关税基础上再加征20%关税，将使美国普普通通的家庭支出增加至少3400美元。服装和鞋类价格预计将大面积上涨（服装65%，鞋类87%）。

  这些负面的经济数据和预测，以及通胀和衰退风险的增加，无疑给特朗普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国内压力。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引发了美国国内企业界的普遍担忧和恐慌，导致大规模的游说活动。

  企业竞相寻找游说者和政策漏洞以求豁免，零售商恐慌并制定应急计划。研究指出，真正的赢家是律师和游说者，而美国小企业将是受害者。多重负面影响，如通胀预期高企、衰退预期提升、美元指数走低等，使得关税政策在世界上制造混乱和不确定性，被认为对美国没有一点好处。

  80多家美国行业协会成立支持自由贸易美国人联盟，与支持自由贸易农场主联盟共同发起反对美国政府对进口产品加征一定的关税的全国性游说行动，耗资数百万美元。

  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通用、Stellantis）游说特朗普政府，希望将部分低成本汽车零部件排除在计划中的关税之外，称加征一定的关税将使美国汽车行业的成本增加数十亿美元，并导致裁员和利润预警。代表美国汽车行业的六大组织联合游说，警告称这将令车价上涨并打击汽车销量。

  农民、能源企业等游说团体强烈要求政府尽快敲定采购协议，以打开出口销路。农业州的议员最容易受到农业利益集团的影响，明确说反对加征关税。

  沃尔玛、塔吉特和家得宝的CEO前往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讨论关税政策对其以进口为主的商业模式可能带来的影响。全国零售商联合会已就美国关税政策对美国家庭造成的危害发出警告。

  电子制造业、纺织业、美发业、制药业等多个行业都表达了对关税的担忧并积极游说。例如，美国制药商正在游说取消对进口药品征收的关税。

  关税直接引发物价上涨，损害消费者利益，这可能转化为政治压力，尤其是在选举临近时。

  尽管在调整对华经贸关系方面，国会的不同声音极其微弱，但共和党议员已公开敦促特朗普接受包括欧盟“零关税”提议在内的务实方案。国会也可能采取行动限制总统的关税权力，尽管面临总统否决的风险。

  特朗普政府内部存在强硬关税派和务实派的博弈，导致政策摇摆不定。财政部长贝森特等务实派可能在谈判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推动了此次暂停决定。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历史教训表明，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反噬美国国内经济，加剧危机。这种历史警示可能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了决策。

  这些来自经济数据、产业界、消费者和政治层面的国内压力，共同构成了促使特朗普政府在5月12日谈判中暂停部分关税的重要驱动力。

  除了国内压力，关税政策对全球供应链的显著冲击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反噬作用，也是促使美国政府考虑调整关税的重要因素。

  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正在迅速重塑全球贸易格局，依赖全球供应链的企业面临显著的不确定性，影响长期战略规划和采购方式。

  关税造成的中断并非立即显现，而是在企业担忧其影响时逐渐显现。企业可能会提前预定或增加订单量以对冲风险，导致库存积压或过时。2025年第一季度美国进口激增正是企业担忧未来关税上升而提前囤货的结果。

  全面关税导致全球供应链陷入“观望”的僵局模式。企业采取多种应对策略，包括使用保税仓库、对外贸易区、供应链多元化（“中国+1”策略）等，将制造和采购从高关税地区转移。南亚和印度次大陆国家可能受益于采购模式的变化。

  企业为规避关税，加速将产能转移至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区。例如，美国家居零售商At Home将部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至越南、印度，但这预计会增加物流成本和碳排放。各国转向区域贸易协定以抵消关税冲击，加速供应链区域化进程。

  美国通过关税与技术限制双重手段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中国则加速“国产替代”。美国还将“碳关税”作为新的贸易工具，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成本。

  高关税导致美国公司取消订单，预计美国下半年进口量将下降20%。洛杉矶港预计到港货物数量将比去年同期下降35%。关税影响贸易量，可能会引起港口出现拥堵，商品卸货等待时间延长，增加运输延误的可能性。

  沃尔玛和塔吉特等美国大型零售商表示，美国消费者可能会看到货架“空空如也”，商品的价值也将上涨。

  美国关税政策导致中国光伏地面电站企业面临出口成本激增、供应链重构与市场准入受限等多重挑战。

  美国稀土生产商暂停向中国出口稀土精矿，凸显美国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高达60%的关键矿产进口依赖中国），这在供应链安全层面构成风险。

  取消电商小包免税政策导致对美空运货量断崖式下跌，影响电子商务平台和消费的人。DHL等公司暂停受理部分美国订单，航空货运业面临潜在损失。

  尽管特朗普政府希望能够通过关税推动制造业回流，但美国当前的工资水平、产业链聚集度、基础设施、劳动力分配等状况，都阻碍了制造业回流。高关税反而可能促使美国公司的部分海外投资在地化，但国际资本很难大量回到劳动力价高质低、供应链残缺的美国国内。

  美国的盟友似乎大多反对与中国进行任何经济脱钩。欧盟委员会表示无意与中国“脱钩”，英国财政大臣认为不与中国接触是非常愚蠢的想法。这使得美国在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方面面临盟友的。

  这些供应链层面的问题，包括中断风险、成本增加、企业调整困难以及对美国经济的反噬作用，使得高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对美国政府构成了现实的挑战。

  将上述国内压力和供应链考量联系起来，可以更清晰地理解美国在2025年5月12日谈判中暂停部分关税的原因。

  如图所示，多方面的国内压力和供应链问题共同作用，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形成了制约。

  第一季度GDP萎缩，特别是净出口的巨大拖累，以及美联储和IMF的悲观预测，提供了量化的证据，表明高关税正在损害美国经济。这种负面数据是难以忽视的，直接增加了政府的经济压力。

  各行各业，从汽车制造商到零售商，都感受到了关税带来的成本增加、订单取消和运营不确定性。他们通过大规模的游说活动，直接向政府表达了反对意见和寻求豁免的要求。这些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压力是巨大的，尤其是在一个重视商业利益的政府中。

  关税不仅是税率问题，更是对全球复杂供应链的扰动。企业发现简单地将生产或采购移出中国并非易事，面临成本上升、替代地基础设施不足、以及与中国供应链的持续联系等挑战。供应链的中断和重构困难，使得高关税政策在实现“制造业回流”目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和不确定性，进而转化为对政府的压力。

  物价上涨直接影响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可能会引起消费者不满，这在政治上是敏感的，尤其是在选举周期内。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有着非常明显的“交易”思维和单边主义特征。暂停部分关税可能并非根本性政策转变，而是在面临巨大压力时，采取的一种策略性调整。这既可以暂时缓解国内经济和产业压力，也可以为后续谈判创造空间，以便在其他议题上（例如非关税壁垒、补贴政策、市场准入等美方更关注的制度性议题）争取更有利的条件。研究材料中提到，美方可能更重视非关税壁垒和补贴政策，暂停关税可能是为了换取中方在这些领域的让步。

  因此，2025年5月12日美国暂停部分对华关税，可以被解读为特朗普政府在推行其强硬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过程中，面对日益累积的国内经济压力、产业界强烈反对以及供应链中断带来的挑战时，所采取的一种策略性、有限度的调整。这是一种在坚持“美国优先”大方向下，为缓解短期负面影响和争取谈判主动权而做出的权衡。

  考虑到上述分析，未来美中贸易关系以及美国关税政策的走向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以下是一些潜在的解决方案和未来展望：

  尽管存在分歧，但美中双方建立并维持如5月12日谈判后宣布的常态化沟通机制至关重要，这有助于管理预期、避免误判和意外升级。

  考虑到双方在核心制度性问题上分歧巨大，谈判可以先从一些具体、可操作的议题入手，例如特定产品的关税豁免、技术标准的协调、供应链透明度的提升等，逐步积累互信。

  双方可能难以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但可以探索达成一些“有限协议”（Mini-Deals），解决部分紧迫问题，例如在特定关键矿产或医疗用品供应链方面做合作，以降低风险。

  尽管美国倾向于双边谈判，但利用WTO等现有国际多边框架做沟通和解决争端，有助于增加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减少单边行动的负面影响。中国能够继续强化在WTO改革中的话语权，联合其他贸易伙伴共同应对单边主义。

  无论政策如何变化，企业都要建立动态的风险管理机制，实时追踪关税税目、税率调整及贸易规则变更，掌握关税排除申请机制等程序性规则，并从全球供应链优化角度制定系统性布局方案，通过原产地调整、区域价值链重构等合法手段降低关税成本。

  考虑到特朗普政府的“交易”思维和国内政治环境，未来的关税政策可能继续表现出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关税可能被用作谈判筹码，根据谈判进展和国内压力进行调整。

  即使关税有所调整，美国在技术领域的“小院高墙”策略和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遏制可能不会改变，甚至有可能加剧。技术竞争将是未来美中关系的核心。

  无论关税如何变化，企业出于风险规避和成本考量，将继续推动供应链的多元化和区域化。这种重构是一个长期过程，将深刻影响全球产业布局。

  美国国内经济情况、通货膨胀水平以及产业界的游说活动将继续对政府的贸易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如果经济数据持续不佳，政府可能面临更加大的调整压力。

  尽管有此次关税暂停，但美中双方在核心经济结构、补贴政策、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分歧巨大，短期内达成全面、持久协议的可能性较低。谈判可能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

  综上所述，美国在2025年5月12日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暂停部分关税，并非简单的“立即退让”，而是在其强硬贸易保护主义框架下，面对日益累积的国内经济压力（GDP萎缩、通胀担忧、衰退风险）和产业界强烈反对，以及高关税对全球和美国供应链造成的显著冲击时，所采取的一种策略性、有限度的调整。这种调整旨在缓解短期负面影响，为后续谈判创造空间，并可能与美方在非关税壁垒等议题上争取有利地位的意图相关。

  尽管此次暂停为紧张的美中贸易关系带来一丝缓和，但考虑到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倾向、双方在核心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全球经济和地理政治学的复杂性，未来的美中贸易关系仍将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国内压力和供应链考量将继续是影响美国贸易政策走向的重要的条件，企业和各国需要保持警惕，并积极采取一定的措施应对潜在的风险和挑战。